国务院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8月末，国资央企资产总额已达99.3万亿元，年底有望迈上新台阶；2026年央企“六张网”年度计划投资约2万亿元；到2030年，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将再提升5个百分点。

今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能源电力央企正面临保障能源安全、推动绿色转型与深化国企改革的多重考验。权威专家一致指出，能源央企必须在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深化改革，以应对新形势下的新使命、新任务和新挑战。

尤其是随着大规模、高比例新能源加快并网，电力系统“双高”特征进一步凸显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迎来更大挑战。能源电力央企是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主力军，需要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、数字赋能，推动完善新能源全面入市、绿电交易等机制，持续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承载与运行能力。

能源央企赋能战略转型
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基本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基础、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，能源电力央企肩负着保障能源安全、推动绿色转型的重大使命，必须在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深化改革。

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魏驰昊指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国内外环境更趋严峻复杂，国资央企既有一些旧矛盾老问题需要解决，也有不少新情况新挑战亟须面对，处在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的重要关口。能源电力央企必须进一步强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，不断增强核心功能、提升核心竞争力。

国网能源研究院董事、党委书记魏玢在近日举行的“新时代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”学术研讨会上表示，“双碳”目标和建设能源强国是党中央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我国高质量发展步入转型升级、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，全球能源格局深刻重构的背景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。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提出，2030年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%。能源行业是最主要的碳减排领域，能源电力央企应该主动承担支撑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重任。能源强国建设赋予能源电力行业企业新使命，其既是保障各领域运转的重要基础，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。

目前，能源安全保障压力逐步向电力系统转移集聚，新型电力系统日益将成为增强能源供应韧性，推动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支撑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闻发言人、副主任庞骁刚在近日国新办举行“开局起步‘十五五’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在电力保供方面，去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，今年夏天全球都进入“烧烤模式”，但老百姓的用电需求得到有力保障。这份安全感的背后，是电网电力企业长期依托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、长期投入和成本管控所打造的系统性优势，这也是我们国家制度优势的体现。

业内专家普遍认为，能源电力央企要加强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加快金沙江上游、澜沧江上游等重点流域水电建设，有序推动核电、光热风电等规模化发展，提高“三北”风电光伏基地外送水平，强化特高压工程建设全要素保障，提升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。

庞骁刚表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中央企业要在能源资源生产供应、骨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，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，主动对接国际规则，提出更多中国标准、中国方案，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安全支撑能力。

当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“主攻手”

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，今年1—8月，央企研发经费投入5912.3亿元，预计全年研发投入将再度突破万亿元，实现连续五年超万亿元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1.2万亿元，固定资产投资2.8万亿元，上交税费近1.8万亿元。

专家一致认为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能源央国企需要牢牢把握创新是引领发展的“第一动力”，要加快能源电力原始创新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。另外，能源电力央企需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发展前沿，加强基础研究、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

当前，我国能源电力领域部分前沿方向已进入“无人区”，但在产业链基础环节还是存在短板。全面提升科技策源能力，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需要强化能源电力央企创新主体作用，打通基础研究、应用开发、成果转化全链条，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。

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，是所有基础问题的总机关，也是我国能源电力企业创新的短板弱项。在业内看来，能源电力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技术预见能力，建立技术选题科学凝练机制，加快制定前瞻性、颠覆性、底层技术攻关清单。此外，能源电力企业要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，强化可控核聚变、极地深海能源、高温超导输电、多时间尺度动态稳定分析等理论研究，抢占未来能源电力科技制高点。特别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，围绕新能源、新型储能、先进核电等一系列新技术，推动建立一批概念验证、中试验证平台。

在魏玢看来，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提升产业链、供应链韧性的关键，能源央国企要当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“主攻手”，努力攻克新能源精准预测主动支撑、可控输变电、新一代煤电、深远海风电等重点技术和核心产品。

能源央国企应该是AI先行者

中央企业数据集建设从原来的“泛数据积累”转向“垂直业务赋能”，能源、交通、低碳、金融4个数据产业共同体汇聚千余个高质量数据集，可以更好支撑智能体打造和行业应用开发。不容忽视的是，在AI与数字化时代，能源电力央企正面临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。

南开大学教授、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表示，人工智能治理已成为国企治理的前沿问题。AI已从技术工具嵌入国企决策、执行和监督过程。能源央国企应该是AI的先行者，走在前面。央国企业掌握着相当一部分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，例如能源消费数据、交通流量数据、通信数据等。这类数据在AI的训练和应用过程中被调用之后，其权益边界会发生变化——原本由国企受托管理、带有公共属性的数据，一旦进入AI系统的训练与应用环节，权属关系和使用边界就变得模糊了。由此便会产生一系列受托责任问题：数据被调用后，谁对数据的使用负责？公共利益如何保障？这是AI时代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。

李维安强调，AI技术的广泛应用，给国有企业治理带来两大新课题：一是公共属性数据被AI调用后的受托责任界定问题，二是AI穿透多层级集团架构后的问责追溯问题。这两大问题都超出传统监管框架的解释和应对能力，需要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层面作出前瞻性的制度安排。

李维安分析，目前的AI治理实践一部分属于技术治理——即关注技术上如何不出问题、如何持续升级；但更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治理，即利益关系的调整与界定。例如，当AI在电力系统中获得实时决策空间时，国家电网授权范围、人工接管条件和应急中断机制应如何制度化？这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。再比如，中石油数据的持有权、加工使用权和产品经营权应如何界定？数据权利的分割与配置，是AI时代经济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提醒，人工智能带来三种极化：企业间利润的极化、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资本份额被挤出、数字技术对操作性技能劳动者替代。我们需要引导技术创新朝有利于劳动者、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。目前的AI研究主要由大型企业牵头，应推动公共研究机构也投入AI研究，向具有社会重要价值，尤其聚焦社会劳动者福祉的方向引导。（苏南）